讀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

※ 粗題為我所加，斜體是我的眉批或問題。

原文見：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2010.05，頁5-28。


　　本文為譯者吳叡人對安德森其人、其作及其影響所寫的導讀，從安的成長經歷乃至本書的成書背景，進一步剖析安在《想像的共同體》的寫作策略及其民族主義論述。最後吳從學術圈與自身經驗出發對安進行評價。

　　吳藉由安兩篇帶有自介性質的導論文章來介紹安。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吳對安的介紹或評價，都扣緊對「學者從自身經驗出發，透過研究表達對周遭人事物的關懷」。吳認為安作為「他者」的疏隔（Estrangement）經驗有助於問題意識的養成（這種「疏隔」對學院裡的研究者相當重要，有差異才有討「論」的空間）。安作為一位「入戲的觀眾（Spectateur engag'e）」不僅是一位觀察者，同時也設身處地的站在被觀察者的角度。

　　1972年印尼蘇哈托對安的流放反而使其研究視野由人類學的微觀轉向跨領域的宏觀，安的視角從印尼轉向對中國、越南與柬埔寨的三角戰爭。這場戰爭激起安的問題意識：為什麼號稱國際主義的三個共產國家會進行大亂鬥？（意思是說安找到的這個問題也是機緣的成分？）他認為是從未出過學術大咖的「民族主義」在作祟（而不是一般認為「姓自（由）或姓社」的問題）（見安在〈導論〉的精彩論述）。

　　吳對《想像》的剖析包含安的寫作背景、論證及其對學界的影響（跟學界對他的反響）。安認為「民族」作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是涂爾幹口中的一種社會事實（傳統歷史學者感到最ㄒ一ㄢ的社會科學專有名詞——早就避無可避的滲透進來了，Deal with it.）。安認為民族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的想像形式，源於人類意識步入「現代性」過程中的一次深刻變化（民族與現代性的關係是什麼？）。安所指的變化是下列三種權威的沒落（而非崩解！），人們才有可能開始想像（世俗、水平、橫斷時間的）「民族」。


　　　前者沒落　　　　　　後者（民族想像）興起

（一）世界性宗教共同體　→　世俗的
　　　（神聖的）

（二）王朝　　　　　　　→　水平的
　　　（層級的）

（三）神諭式時間觀念　　→　橫斷時間的
　　　（與時間終始的）


　　（一）、（二）比較容易理解，前者指的是信仰對人的支配漸弱而後者指的是人隸屬於西方封建領主轉為隸屬於一個群體。三者皆反應的是人的「世界觀」（如何認識這個世界、標準為何）轉變，但（三）指的是？神諭指的是末世論？

　　安引班雅明「同質的、空洞的時間」觀（理論，是班對歷史主義者的批判）結合小說與報紙（史料，明確的指出小說和報紙敘事的特性）——作為民族想像所必須的技術，閱讀（小說和報紙）則是手段。安還沒完，閱讀所發揮的影響力必須建立在資本主義（敏銳的觀察到龐大的閱讀人口而投入資本經營）、印刷科技（足以支應大量發行的需求）以及人類語言宿命（此指各地揚棄古文／拉丁文使用方言／白話文），方有可能促成民族的原型——世俗語言共同體（那麼言說(Speaking) 和書寫(Writing)在這裡的關係為何？）。

　　值得注意的是(1) 安引班卻不被班牽著鼻子走，班對歷史主義者的批判反而被安用來解釋歷史；(2) 安對民族主義的觀察明顯與道德批判無涉。

　　安的「擴散性論證」表現在四波民族主義浪潮，從第一波（導因於制度性歧視，引爆北美獨立革命）、第二波（必須參酌歐陸的多元文化特性，加以印刷出版、閱讀階級興起和安強調的「自覺性的模仿」（Piration），形成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第三波（十九世紀中葉官方民族主義向亞洲擴散）到第四波（一戰後殖民地雙語菁英作為民族主義的媒介），後一波都受到前面幾波的感染和啟發。安認為這是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平均與合併的發展」（意思是？）。

　　安的論證挑戰幾個一般對歐洲歷史的認知（只是沒有明講他去歐洲中心）：(1) 西歐為民族主義的發源地（透過布迪厄解釋：殖民地政府的制度化與符碼化想像才是民族主義的起源）；(2) 拿破崙戰爭對民族主義的影響（被誇大了）；(3) 王權並未崩解（原因是世俗王權與民族主義結合形成官方民族主義）。安認為「民族的想像」所帶來宿命感使人願意為此無私的自我犧牲；相較於（被安討厭、認為應該是源自於階級意識的）種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可以理解安作為入戲的觀眾為何這麼想，但論證呢？）。

　　吳指出安的貢獻在於：（一）透過自身的書寫技巧與學術涵養（人類學、社會學訓練與多國語言文化經驗）將複雜的（歷史縱深、跨國因素）概念有條不紊的解釋清楚；（二）指出民族主義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而具有更深層的動機（？）；（三）對多重研究途徑的可能性起示範作用，具體表現在1. 各種歷史類型的比較 2. 民族主義興起的結構與制度條件 3. 指出宗教、象徵性與地方（本土）的重要性 4. 文學如何重現人的歷史想像。

　　安的書寫事實上對日後有關國族的歷史書寫起了示範作用，具體表現在其他研究者的寫作如對小說、報紙乃至文集的重視、象徵性意義的追求（例如：沈松橋、楊瑞松）。

　　當然，安也引來不少批評如杜贊奇對於民族「國家」體系何時出現、恰特吉問民族族主義如何建構民族意識形態等問難。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歷史學與社會學對「民族」這個觀念何時出現的辯論（比較可惜的是吳這邊簡單帶過）。

　　吳最後回歸到他作為譯者的立場，先對民族與國族的譯法做出解釋（強調「人民」），並進一步點出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官方的與民粹的）。吳認為《想像》的重要性在於提醒人們對民族認同的認識與理解（而非陷進去）。文末吳則就台灣現況提出省思，相當程度也呼應了安這位「入戲的觀眾」。就吳導讀而言他不僅僅是譯者，同時也將他研究與現實上的關懷與安和《想像》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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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事實：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於該社會各處並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via）。
2. 即各種因人因地之別而不同的時間標記內容都被淘空，變成由時鐘一分一秒、逐年逐月地量化了的、一致的機械時間。此時間觀深深嵌入現代人意識裡，已成不證自明（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