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見：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臺北，1997.12），頁1-77。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自題小像〉，1903。
沈松僑以魯迅的七絕〈自題小像〉一句「我以我血薦軒轅」貫串全文，論證晚清以來以黃帝此一虛構人物作為摶成國族的重要符號（「我」當指魯迅，魯迅留日受西方教育薰陶而有改革之志；血則有血脈、血族之意涵；軒轅為黃帝之氏。破折號前後頗有互文之意）。
沈引泰戈爾（1917?這裡指的是1853黑船事件嗎？）詩喻當東方面對西方衝擊只能以國族建構來因應變局，進而帶出國族（Nation）本身的現代性色彩及其矛盾（與問題意識）：國族是現代產物不錯，卻必須透過對過去進行篩選、重組、解釋甚至虛構以建構並凝聚。這個作為建構與凝聚國族的「過去」在中國是「黃帝」（必須留意虛構性質，正因如此才有無限的解釋空間）。黃帝及其譜系的詮釋不只是歷史解釋（與歷史事實無涉，因為無法證明黃帝曾「作為一個人的存在」）之爭，更重要的是現世中對黃帝記憶的權力之爭（在此已經引出王明珂《華夏邊緣》，卻不作解釋，Why?）。
沈結合Le Blanc 所整理的黃帝形象（仙話、先祖與聖王，仙話不在討論範圍而化作註腳而已）和杜正勝的帝嚳研究指出黃帝早在上古時代已然是周人操作血緣政治的重要符號。兩漢以後歷代皇室不斷透過修廟、祭祀將黃帝「奪佔」成為「皇統」的一部分。二十世紀起皇帝的符號意義又經一變（主菜在這：何以黃帝由皇（室，一家一姓）統轉向國（民，國人所共享）統？）。
沈接著透過史料解讀和西方理論剖析〈自題小像〉（這是沈在本文一貫的寫作策略，一方面解讀史料，並援引西方理論解釋），但未對西方理論加以討論（看不懂這裡安德森所謂「彌賽亞時間」與「同質、空洞的時間觀念」意欲何指？如何連結到史料本身？）。
沈認為在主觀（外來的威脅）和客觀（印刷出版業興起）因素使國族論述得以被製造出來。前者激盪出「中國」一詞與新史學運動（梁啟超的角色尤其重要），連帶使得「國民」論述興起；後者則成為輿論的催化劑，使這些論述逐漸深入人心（必須釐清的是哪些人意識到自己是「國民」而非「臣民」？）。
沈透過蔣智由在1903年的觀察比較鄭成功傳記與黃帝書寫，援引Ana Alonso 研究墨西哥革命史學提出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以解釋二十世紀以來鄭與黃的書寫與國族建構之間的關係。
前者是面對來自外力威脅（鄭成功是自晚明以來唯一成功擊退西方的中國人）；後者是透過圖像、文字（炎黃世冑，東亞稱雄）不斷強化的共同先祖。二者俱為重要的國族象徵。
在康有為與章太炎論戰中，沈剖析兩者的論述以究其深意（研究者站在第三方迫使學術或歷史上兩種不同論述捉對廝殺！）。沈認為章帶有種族偏見，進而帶出二十世紀盛極一時的中國人西來說（受西來說影響使得黃帝形象又經一變成為征服者）；康的立場傾向從文化的角度調和種族問題，其選擇的孔子符號也不是沒有矛盾和歧異（也就是說符號本身的抽象性使其在解讀時變成「在人講」）。
沈在康章論戰中引王明珂在華夏族群基於政治需要，藉由與邊緣族群在「結構性失憶」狀態下「尋回失落祖先的後裔」（早說嘛！為什麼不早說？）。而黃帝正因為年代渺遠、面目模糊，成為可以攀附的對象（順著這個邏輯，「N百年前是一家」就通了）。沈同時也注意到王所謂「結構性失憶」的限制，這種限制在清末滿漢對立的情況下尤其明顯（越是強調大一統的民族主義，反而促成分裂的民族主義強化；越是強調你我相同，只會讓你我看見不同）。
沈引嚴復民族主義的檢討，帶出國民與國家認同問題。以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藉「國民」一詞抵禦排滿問題終究失敗，一方面由於漢族在人口結構和文化上的優勢（不要忘了康梁始終是漢人）；另一方面則是作為執政少數的滿族無可避免的成為眾矢之的（現實政治上的利益壓倒其他）。
最後，沈在結論總結：晚清知識份子吸納外來的國族觀念並結合固有文化以結成新的政治社群。固有文化作為一種團結人群的策略有其一定的正面的效果，但也有其限制或負面效果。沈批：以抽象的象徵符號以為號召，終究缺乏其價值與信念。
整體而言，沈文的問題意識較為分散，論述上自有其序列，但若能在各章標題和首段點明題旨會讓論點更清楚。史料旁徵博引，但有些冗贅。此外，對於民族、國族、種族之概念亦打散在各章節，看著有些混淆。沈引了很多《想像的共同體》，得再看過！最後才讓Bourdieu 露臉三兩行，好像不太對？
0 Comments: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