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見：楊瑞松，〈想像民族恥辱：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東亞病夫」〉，《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0），頁17-67。
楊瑞松透過對「東亞病夫」的考證，得出「東亞病夫是外人強加於中國的恥辱」實為中國人民的想像（反常識思考！大家都這麼說但「我發現事實上應該是…」）。
楊從科文在《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反省歐洲中心史觀切入，科認為西方史學家之所以拋不開歐洲中心的原因之一是因為中國人也接受了歐洲觀點；而楊反省的是接受歐洲觀點的中國。楊進一步提出問題：西方真是這麼想的嗎？（是或不是，如果不是呢？）？何以中國覺得西方是這麼想的？（Why?問題意識get!）。
楊文首先從「病夫」一詞的脈絡（context）切入，包含（一）文本：病夫一詞的出現；（二）歷史：當時的時空環境，亦即甲午戰敗（風起）、變法失敗後（強化）的中國公共論述與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三）西方公共論述：Sick Man 在政治上的意義原指改革無力，無涉人民身體。
1. 病夫在文本脈絡與西方公共論述上的意義「明顯與一般常識不同」；2. 用黃金麟的話來說：有病的的是政體而非身體；3. 在行文上，如果把（二）、（三）次序調動會不會比較好？（二）可以順著（一）的脈絡而（三）則對下一段有承先啟後之效。
楊在史料運用以中西為主，日本為輔。中國史料以梁啟超及其弟子蔡鍔（另外再加上張之洞）的「中國人身體問題化」如何影響陳天華、蔣介石等人；西方史料主要在論證病夫實為「西方公共論述」，日本則為旁證（從尾崎行雄的支那處份看日本的病夫論述）。
楊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曾樸以「東亞病夫」為筆名出版《孽海花》一書，此書暢銷使「東亞」與「病夫」相合而成「東亞病夫」（所以楊的意思是前段只是病夫（Sick Man）、東方病夫，直至曾樸後「東亞病夫」方鑄成一詞？）。
最後楊從以下三點談病夫情結：（一）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適者生存，保種保國強種強國成為二十世紀以來的重要論述（1897年嚴復譯《天演論》）；（二）傳教士反鴉片、反纏足：此與張之洞反鴉片相映成趣（這部份日後較少被提到，是否與後面的民族主義有關？）；（三）民族主義傳入：民族主義在中國是病夫論述轉變（西方公共政治→中國身體強化→帝國主義屈辱。歷史在處理「變」的問題！）的關鍵因素，原因有二：（一）從對中國人吸食鴉片的譴責轉到對鴉片源頭西方帝國主義的譴責；（二）東亞病夫從砥礪用的自稱轉為中國人所想像的西方帝國主義侮辱他稱。
楊的問題意識對當代極具意義，戰後華語電影自精武門、黃飛鴻乃至葉問處理的問題都是圍繞在中國人的身體與東亞病夫這個負面標籤。楊文重在討論「是與不是」，「病夫」在中國／西方人眼中是A而不是B、在中國本來是A但何以變成B、中國人在自我認定是B中致力於擺脫B（但A的問題卻被遺忘！）；楊處理的集體恥感問題與沈松僑的黃帝符號相映成趣，亦即光榮的印記或屈辱的烙印都有成為團結民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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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加映：〈东亚病夫,百年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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