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潘宗億，〈文化記憶的物質與空間基礎：以首都國族記憶空間營造為中心探討〉

※ 粗題為我所加，斜體是我的眉批或問題。

原文請洽原作者。


　　潘宗億從歷史記憶、城市規劃與物質文化的角度（框架？取向？）將中國的天安門與德國的浩劫紀念碑並陳（光榮革命傳統VS. 困難遺跡(Difficult heritage)，反差是很大沒錯但還是很想問為什麼是這兩個放在一起比？），討論空間營造與國族記憶（想像？想象？）之間的關係。

　　就潘討論的天安門與浩劫紀念碑之共性，在於它們皆為傅柯（Foucault）所謂「國家紀律力量的根本與體現」（無論是殿堂、廣場、拱門或牌樓，這些空間顯眼而在象徵意義上匠心獨具）。從阿博瓦胥乃至諾哈的《記憶所繫之處》出發，潘援引諾哈在承載國族記憶之載體如紀念性物質與空間，作為對天安門與紀念碑與國族記憶之關聯性的理論基礎。

　　諾哈所謂記憶所繫之處包含物質性、功能性、象徵性文本；儀式展演、紀念性節日、物質與空間（值得一問的是儀式展演與身體的關係為何？）。

　　為了進一步解析空間的象徵意義，潘引用拉費佛賀與克瑞斯威爾等人的見解。空間除了有權者可解釋外，無權者亦可透過佔領來改變其義涵（意涵？）。以此為基礎，空間的義涵得以「生產後再生產、建構後再建構」（例如：二二八新公園？）。

　　潘首先點出天安門的重要性自五四到四五（那麼六四呢？孔子像是個很有趣的例子，但為什麼沒有加以討論？）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意義，進而帶到中共以天安門為軸心所發散出去的空間配置。這個空間配置與毛澤東關係密不可分，正因如此潘用了一節討論毛的革命（史）論述及其在空間上物質化的過程（這段值得參考，引用史料但不在行文中堆疊史料！），進一步從空間配置上帶領讀者了解國族的過去（歷史）、現在乃至未來（展望）的時序合理性安排。

　　那麼這些座落在天安門東南西北的空間配置與風水學（也就是問不僅僅是帶有國族義涵，同時也夾雜傳統思維在其中？）是否有關係？

　　相較於討論毛的革命論述與空間之間的關係，潘在德國浩劫紀念碑的討論就相形失色。潘具體點出浩劫紀念碑之所以無違於統一前的兩德是因為兩德皆反納粹（記憶區是否應進一步定義？記憶區的空間配置為何？後面關於「正常化」、「相對化」的歷史辯論似乎與「空間」脫勾。）但隨著兩德統一後的政經局勢轉變，連帶影響對納粹的歷史解釋。
　　
　　整體而言，潘試圖將中德作為對照進行討論，但後者似乎沒有達到幫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