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從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出發，討論晚清中國知識界（以下略稱知識分子）的地理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潘強調的是「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轉型時代（1895-1925）的地理想像。從張的論點來看，原初的地理想像因文化取向危機觸發的自我認知需求而改變，新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得以構建。
張灝認為：1895-1920年是中國的轉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就媒介而言，主要變化有二：一為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二為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的出現。至於思想內容的變化，也有兩面：文化取向（價值、精神與文化認同）危機與新的思想論域；張灝在此雖強調外來思想資源對晚清中國的衝擊，但他也提醒研究者不能忽視傳統文化的影響。傳統文化並非被動的受衝擊，而是與駁雜的西方文化「對撞」。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幾個基本論點的提出與檢討〉，收入於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台北：聯經，2004），頁37-60。
潘引《野叟曝言》指出小說（fiction）中的真實成分（引人入勝的開場，又一語雙關的點出想像本身交雜的真實性與虛構性），接著從轉型時代前的地理想像談起。早在1895前，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文人的西文譯著以及清帝國的「地理帝國主義論述」構成清代的地理想像。從祝平一和郭振環（見原文註5）的研究可知西方傳教士與西書傳入對明清中國影響相當有限，明清知識份子強烈的文化優越感使其拒信西方科學或以「源自中國」論述合理化其對西方天文知識的接收。這種文化優越感一直持續到晚清。進入轉型時代的的中國，制度性傳播媒介作為地理想像的載體使知識份子得以在西方地理知識傳遞的複雜過程（原來的知識經過多重轉譯，「國外事務國內化」的過程也是一次）中，構築真實與想像交錯的第三空間。
見原文註17：David Harvey：「地理想像」使個人得以確認空間與地點在自己的生命史上的角色，個人由此理解自身與空間的關連性及該角色所屬組織的具體事務；Susan Schulten 認為因政治文化與社會需求所形成的地理和空間的新（科學知識）概念彼此之間相互影響，構成「超歷史的真實」及認識與想像的憑藉。
原文註22：Edward W. Soya ：指具體、實質的第一空間和認知、再現的第二空間之混合與延伸，成為真實和想像兼具的另類空間意識。
潘解讀《湘報》、《時務報》，指出晚清思想資源大多來自日本和英國，尤以前者為最。思想資源的傳入受到來源、依據、過程與物質條件／基礎的影響，使得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有著豐富的多重樣態。
受新文化史中的閱讀史研究影響，潘光哲認為研究者可將晚清士人的「閱讀對象」視為一座包羅萬象而持續擴建中的「知識倉庫」（stock of knowledge），士人得隨其關懷，自由汲取知識倉庫中的「思想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開展自身的獨特知識／思想旅程。閱讀思想所得透過著作、編輯以在當時的「文化市場」 （cultural markets）上流通廣傳，從而為整體思想界的「概念變遷」(conceptual change)提供各式各樣可能的動力來源。見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16卷第3期，頁145。
有關思想資源中的日本因素，王汎森認為戊戌前後日本詞彙大量「倒」進中國文化，這些詞彙的引進改變了中文的文法。有些詞彙是中國古代的名詞，經過日人重新使用再介紹到中國來，其意義已經產生變化；而黃克武則注意到清末民初文人面對日本的「新名詞」曾有過的批判與抗拒。王汎森，〈戊戌前後思想資源的變化：以日本因素為例〉，《二十一世紀》45 (1998)，頁47-54；黃克武，2008年12月，〈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頁1-42 (日文版刊於貴志俊彥、谷垣真理子、深町英夫編《摸索する近代日中關係：對話と競存の時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頁99-118)。
潘以一、二為基礎，接著談制度性傳播媒介對地理想像的影響。制度性傳播媒介擴大知識份子的地理想像，時空壓縮下的共同認知／思想基底使知識份子認為西方學說的移植與加速中國改革是有可能的。與此同時，新的全球意識也在形成中，這種意識表現在對遙遠的彼端發生的戰爭、革命、亡國命運進行的觀察與反思（以中國國族之現實命運／未來為慮）。此外，既有的地理帝國主義論述以「故地之思」的形式再生產（潘在這段最後提了「領土」，是作為下一段的引子？）。
為了滿足文化取向危機所引發的自我認知需求，「新的認知地圖」與地理想像應運而生。晚清中國從「天下」走向「列國」，連帶也改變地理想像中的對外認識。民初的修約呼聲、反帝國主義與軍閥不僅反應知識份子對於自身內憂外患的焦慮，也象徵著加入國際體系的中國國族對於國家正常化的期望。相較於國家身分論述的曖昧性，國族的疆界——領土空間——因地理知識而顯得明確（是嗎？）。在內憂外患之中形成的疆域意識形態支配下，「中國神聖不可分割／侵犯的國土／領土」的論述成為表達國族所擁有的「象徵空間」（symbolic space），歷史上光復失土的「民族英雄」被賦予國族意涵。尤有甚者，對帝國主義以牙還牙——統一全球亦不在話下（和平崛起？）。
沈松僑爬梳1930年代的知識份子書寫，指出西北從一塊物質性的地理空間，逐漸被轉化而為中國國族成員共同感情與集體認同所寄寓的象徵空間。換言之象徵空間的象徵性是被人為賦予的，對空間的想像使其得以成為記憶所繫之處。見沈松僑，〈江山如此多嬌——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書寫與國族想像〉，《臺大歷史學報》，第37輯，2006年6月，頁145-216。
張灝認為「轉型時代的前瞻意識是一雙層建構。當時知識份子所矚望的不僅是一個獨立富強的民族國家，同時也是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社會」。潘以此為基礎爬疏近代東亞歷史，知識份子對國族的特殊性以及跨國的普遍性追求常常是擺盪於兩者之間。延續四對帝國主義以牙還牙的侵略性，「黃禍」在地理想像中成為一種地緣政治論述。同為黃種的中日對於這個來自西方的詞彙的反應或有批判╱贊成，由此衍生的二元對抗論述表現在黃與白、王道與霸道、東方與西方、亞細亞與歐美。然而晚清以來強烈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在與日本的戰爭中強化，終究壓倒一切。也正因如此，轉型時代地理想像中的第三空間變化多端，既真且假，綿延相續。
張灝認為：轉型時代知識份子的主體意識的最重要一面，是籠罩那個時代的危機意識。當時的危機意識的最大特徵是其特殊的三段結構：(1) 對現實日益沉重的沉淪感與疏離感； (2) 強烈的前瞻意識，投射一個理想的未來；(3) 關心從沉淪的現實通向理想的未來應採何種途徑。此外，潘援引蔡元培的論述有部份內容在康有為的《大同書》已經出現。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劉人鵬，〈晚清毀家廢婚與親密關係政治〉，《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台北，蜃樓，2011年），頁33-68）。
楊瑞松認為：「黃禍」在中國的通俗化討論逐漸與西方論述相悖，在「自我東方化」的過程中成為一帶有英雄意涵的詞彙（見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0），頁6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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