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念日政策與國族主義〉

※ 粗題為我所加，斜體是我的眉批或問題。

原文見：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念日政策與國族主義〉，收入彭明輝、唐啟華（編），《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民國95年9月初版），頁88-89。


　　小野寺從政治象徵的角度檢視近代中國政府國民統合之嘗試，首先定義政治象徵——政治權力集團利用某些被人崇拜的象徵（如：紀念日、公共性場所、紀念碑、音樂、歌曲、藝術性設計、故事及歷史、儀式和大眾示威）以強化其統治正當性。循著Henrietta Harrison 的問題延伸到未充分討論到的政治儀式研究（Harrison、汪利平、李恭忠、丸山孝志幾乎是一筆帶過化為註腳），闡明北伐前到抗戰前國民政府政治儀式的特徵。

　　「被人崇拜」之象徵可再進行細緻的討論如：原來被排斥，後來被接受的象徵、原來被忽視，後來被重視的象徵、一直以來受到重視的象徵……必須留心當時的脈絡，即便是一直以來受到重視的象徵，也可能有不同的時代意義。

　　小野寺在第二、三、四段以時間為斷限，分析不同時期國府革命紀念日政策（就節日的決策中心而言，由民國初年民意機關參議院轉入黨意機關中央常務／執行委員會）。

　　北伐前夕的廣州之役紀念（從周俊宇的研究可知，此時的3/29還不是青年節）便有國曆（陽曆）與農曆（陰曆）的爭議。孫文的逝辰（3/12）、誕辰（11/12）紀念是國民黨以單一先烈作為政治象徵的開始，孫死後迅速成為國民黨最重要的政治象徵。小野寺比較國民政府與北洋政府的紀念日政策，在北伐完成後國府只保留國慶日而原先北洋政府帶有「共和」意涵的節日全數取消。

　　儘管孫文在1940年才成為「國父」，但國府多數的革命紀念日政策在國民黨主導下已與孫文這個政治象徵交融（小野寺的寫作策略是聚焦「革命」紀念日，其他則以註腳代之）。

　　1928下半至1929上半則加入黨旗與國旗在紀念日的使用（小野寺將這段獨立成一個篇章，總覺得哪裡怪怪的…）；1929下半至1930上半則是紀念日的體系化，1929 以前的紀念日政策相比，除了加入孔子誕辰紀念、廢除傳統節日、追加新的節日、整併相似性質的節日；體系化則表現在節日的相關儀式規定、動員與管理辦法。小野寺指出革命紀念日的體系化與國曆推行的「特殊關聯性」（1. 這種作法與法國大革命時的革命曆法有幾分相似 2. 小野寺未對國府執意推行國曆加以著墨）。抗戰前的紀念日區分為國定紀念日與本黨紀念日，至此南京國民政府革命紀念日體系大致完備。

　　從小野寺的結論可知國府在此時由於控制力未能深入地方，節日政策的推行與實踐效果有限。然而從民國史的角度，國定節日在中華民國實際統治區域仍有其斷裂與延續性：斷裂的是革命的精神逐漸淡化，延續的則是從節日的慶典儀式進行的懷想與歷史記憶。政治象徵的建構隨時代轉變與人為的操控使其意涵有所轉變，或複雜或刻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