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接著就清明節的古老性(源自寒食節、上巳節、三月節與古清明)進行鋪陳,從元明清的歷史脈絡切入,對比民國時期清明節的政治化。民國時期的內憂外患致使國民政府將民俗的、慎終追遠的傳統節日與政治性的、統合國民的現代官方節日相結合。這種結合包括將黨國之國父孫文的逝世紀念、歷史上的英雄、雄才大略的帝王、遠古「共同」始祖相結合。由此在下一段進一步帶出曾經相當重要的祭黃陵儀式。
周引沈松僑與王明珂之見解,沈認為黃帝這個虛無縹緲的人物經歷從君主國家到民族國家間象徵意涵的轉變;王則認為這是出於一種攀附「共同」遠祖以求認同的政治手法。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所謂黃帝是中國人的共同始祖、中國人是炎黃子孫…這類論述不論在清末或是更早、更晚都曾面臨非漢人族群的置疑。出於政治考量,祭黃陵或不祭黃陵成為民國以來儀式政治與主權論述的一部分。
戰後中華民國因失去固有領土轉而以「遙祭」的方式進行祭黃陵,遷台後這項跟著國家播遷的傳統寄寓於忠烈祠,並因時間與清明節相近而逐漸與慎終追遠(原始意涵)、大孝盡忠(家父長制的強化與蔣經國繼位的合理化)、維護倫常(相較於中共的毀滅倫常)等觀念相結合。隨著蔣中正逝世,又將對蔣的追思又融入其中。進入後黨國時代的台灣在民間力量興起、威權解體後,不僅去蔣,同時也對黃帝崇拜產生質疑;而中共反而強調祭黃陵一事。
周在結論引霍布斯邦與安東尼史密斯之見解,指出所謂傳統其實是被發明、被揀選的。在民俗與政治之間擺盪的清明節終究隨著政治與社會的變遷而改易。周主要著墨於政治性意涵的轉變,點出在黨國體制下民俗節日被塑造的政治性;相較於此,對於儀式的進行與相關符號的操作則較少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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