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與民國國民之間？－以新政時期萬壽聖節為中心的探討〉

※ 粗題為我所加，斜體是我的眉批或問題。

原文見：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與民國國民之間？－以新政時期萬壽聖節為中心的探討〉，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5，2011年，頁80-86。


　　小野寺史郎這篇文章主要是和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進行對話，哈里森主張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出現新的政治文化（國旗、紀念日活動的參與、服飾外觀上的改變），透過這類新文化帶出新的國族認同感、鑄成民國之國民；小野寺則認為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受西風東漸之影響的晚清就已然出現之政治文化。

　　透過對清朝官員出國考察的報告與其私人日記的爬梳，小野寺指出清政府派出的使節們將各國慶祝君主誕辰的視覺經驗轉化為文字，以及為分辨本國與各國船隻的黃龍旗擴大利用。西方經驗（包含西化的日本）與中國慶祝皇帝壽誕的傳統巧妙結合而有了新的感受。庚子事變後，原來只是以皇室為中心的慶典活動擴大到全民，在庚子新政中成為「國民統合」的重大慶典。

　　小野寺引霍布斯邦，指出民主主義的開展與大眾政治使歐洲國家開始大規模製造公共儀式、紀念日、建築、廣場、紀念碑等「傳統」以獲得臣民的服從與忠誠；而晚清政府所擷取的，正是希望透過這些「被發明的傳統」來重建其逐漸崩壞的君主統治權威，進一步達到將臣民、皇帝、國家三者統合之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的角色，小野寺點出梁在清末民初引領公眾輿論的重要地位。梁認為只是祝典是不夠的，必須要有「紀念」性才能生「愛國愛團體愛事業之感情」。另外，除了以皇室為中心的萬壽節之外，以政策頒佈、國恥記憶為中心的紀念日亦在清末紛紛出現。

　　小野寺這篇文章相當程度的挑戰了哈里森的見解，換言之當我們在談所謂「清末民初」之時，仍然有很多概念在這個時候是斷裂和延續兼有的。此外，在討論國家儀式時不可忽略的，除了中國本身的歷史脈絡，也不能忽略外來因素及其在中國的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