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潘淑華，〈國葬：民國初年的政治角力與國家死亡儀式的建構〉

※ 粗題為我所加，斜體是我的眉批或問題。

原文見：潘淑華，〈國葬：民國初年的政治角力與國家死亡儀式的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3，（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頁47-87。


　　潘淑華透過北洋時期的政府檔案與報紙，搭配相關先行研究了解北洋政府時期的國葬儀式。潘首先引James L.Watson 所謂儀式所具有的「轉化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以及朱熹論禮儀在教化上的意義，由此點出傳統儀式的功能性；但潘想要闡明的是民國以來利用偉人遺體進行國葬儀式，卻是伴隨辛亥革命而起的現代政治文化。潘以蔡鍔和黃興為例，從國葬法制定、死亡儀式與紀念空間三方面論證這套新式死亡文化的出現與演變，以及其中的儀式政治。

　　潘接著引John R. Gillis 討論紀念（commemorations）與國家身分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新舊政權交替間不同意識形態的角力、衝突與妥協使建構新的政治象徵符號的過程中相對複雜（對研究者而言則是饒富興味）。潘以北洋政權為例，袁世凱稱帝一事相當程度對往後北洋政府之合法性產生動搖，繼任者必須透過對革命先烈的肯認以平息反對聲浪。以國葬為中心的儀式政治由此展開，潘補充了對國民政府取得政權前（其後的已經被充分討論）的儀式政治史論述。

　　潘認為辛亥革命後的北洋政府並不能視為是革命政權，共和成為其擁抱的核心價值。北洋政府意識到帝制時代的禮儀文化不再適用，遂展開新的禮制建構。袁世凱死後的北洋政權面對「手創共和」的黃興與「再造共和」的蔡鍔雙雙殞命後國內多股希望為黃蔡二人舉行國葬的聲音。黃蔡之理念與北洋政府相合，是以北洋政府必須有所回應。然而不論是在中央的共和之敵袁世凱的繼任者黎元洪或是地方上傾向立憲的譚延闓的政治考量，使得國葬禮糾結了國家的價值認同、地方與個人利益。國葬法的制定則反應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政治角力，其中「遙祭」作為廣土眾民之中國有其擴大參與的功能性。

　　死亡儀式是一場「過渡儀式」，使危險的幽魂厲鬼轉化為護佑後世的祖先、使血肉之軀的英雄化為不朽英靈，對其之紀念儀式則具有教育國民團結國家的功能。然而觀察客死異鄉的蔡鍔遺體自日本運至長沙的過程中，多種不同性質（新舊、古今、東西）的儀式交融其中。潘解釋不同儀式的交融主要還是因為民國建立以來國葬儀式未成定制，是以蔡鍔的喪葬儀式呈現駁雜的面貌。與袁世凱之喪禮相比，由於北洋政府與袁的緊密關係，雖袁因背叛共和而仍私下予以優禮，仿帝制時代之舊禮，但不以「國葬」稱之；蔡鍔的喪禮則結合中外禮節，強調蔡在捍衛共和國體的歷史地位。透過公開儀式，國民的參與除了展現對蔡的崇敬亦包含對國民身分認同的強化。

　　最後，潘以亡者空間與國家記憶進行討論。除了延續上述國葬未成定制所衍生的模糊性，烈士陵墓地點的選定、空間設計成為中央、地方與烈士家屬的另一角力場。中央政府的參與與重視程度、陵墓設計的意象、入祀於同一場域的資格……成為討論的重點。國民歷史記憶與認同伴隨民國時期政治文化產生變遷。潘文對於國葬儀式的討論反應了北洋政府在袁世凱死後對認同政權之核心價值，卻又挑戰政權本身的挑戰者之身分肯認的掙扎。不論是黃興、蔡鍔還是之後的孫中山，他們的角色都是站在政權的對立面。國家儀式操演過程中內部角力的儀式政治與公開過程中試圖塑造的政治理念、國民記憶認同的功能性，是觀察北洋政府執政期間的政治文化演變一值得關注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