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呂世浩，《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

　　史家克羅齊認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從這句話我們可以延伸出三種不同層次的涵義：第一、就字面上而言，讀史者在閱讀歷史的當下對歷史的理解，即是當代史；第二、就書寫歷史者而言，史家的秉筆直書無可避免的滲入當時的價值判斷；第三、就史書而言，它終究是時代的產物。作者呂世浩透過對現存漢代史料的考證、佐以當代的研究成果，論證從《史記》出現之前到《漢書》撰成之後這段時間以來歷史書寫的轉折及其時代意義。

　　呂認為受到先秦儒家思想影響的司馬談父子，因有秦以來史書亡佚、禮樂淪喪所產生的危機感促使他們以文化傳承為己任地進行歷史書寫。然而，司馬父子的書寫終究是私人的，又由於他們的對象及於當時，無可避免的觸及到官方意識形態上的敏感議題。嗣後兩百年間，經歷四個階段的轉折，終於在東漢明帝時試圖以官修《漢書》取而代之。呂考察《史記》與《漢書》對於同一段歷史的書寫，論證東漢政權以班固的「新版西漢史」對《史記》中原對西漢政權的批判進行「撥亂反正」。《漢書》的撰成基本上建構了歷朝歷代在修史上的傳統，這套傳統包含由後代書寫前朝、由斷代取代通史，以及（雖然到唐朝才形成定制）官方意識形態對於歷史書寫的控制。其中官方意識形態對於歷史書寫的控制相當程度的壓抑時人對於時事的思考與批判，史家在面對敏感的議題時只能避諱或姑隱之。

　　這套歷史書寫的傳統在進入自由化、民主化的當代台灣仍隱隱作祟。擴大來看，本書反應的不光是兩漢之間歷史書寫的意義，相當程度的也反應了當代歷史學者在依循歷史書寫傳統過程中對於官方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當代意義。

※ 更多內容詳見：呂世浩，《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台北：台大出版社，2009年）。